去年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城镇化地区，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分工协作、以大带小的原则，发展集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城镇体系优、功能互补强的城市群，使之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

在3月21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经济峰会的“大都市圈的发展与治理”分组会上，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北京市市长王安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利亚围绕“中国新型城镇化中的新型城市群发展”这一主题同与会者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中国新型城镇化重点是三大城市群发展

“英国用了100年时间，城镇化率从20％到50％；美国用了90年时间，城镇化率从20％到71％；日本用了50年时间，城镇化率从18％到72％；前苏联用了60年时间，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60％；中国改革开放30年，城镇化率从22％到50％左右。”徐匡迪表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历程表明，城市群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徐匡迪认为，2030年以前，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是三大城市群的发展。

第一个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徐匡迪说，要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就是要把京津冀区域建设成为协同发展的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生态修复和环境改善的示范区。“尽管这个区域现在环境和生态的情况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有信心把它修复和改善。”徐匡迪说。

徐匡迪认为，北京周边的一些城市要发展起来，来疏解北京的非首都核心功能。要建设一个快速轨道连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形成串联各个城市的大型综合客运枢纽。

第二个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群。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要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城市群来发展，就是从郑州、西安、兰州一直到新疆形成一个城市带。开通欧亚铁路来满足中欧之间不断发展的重型货物的运输。欧亚铁路途径的国家多，铁路运输比港口的海运要快，而且比航空要便宜。

第三个是长江经济带沿岸城市群。这是一个从长三角的上海、宁波、舟山的港口，一直到西南腹部的以长江黄金水道为纽带的城市带。

徐匡迪说，经过30年快速发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由于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使得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显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城市管理成本升高。发达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城市带、城市群、城市连绵区的现象，并且以此来化解巨型城市病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徐匡迪强调，新时期的城镇化，和过去30年的城镇化不一样。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要注重城市群之间的分工、协同，要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并且把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护、城市之间绿色隔离带的建设放在城市群规划的首要位置。

京津冀探路新型城市群发展

“我理解应当从创新、市场、生态、民生四个方面着力来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共同体，促进京津冀共同繁荣和发展。”王安顺说，去年2月26日，习近平主席视察北京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并要求京津冀走出一条内涵式、集约发展的新路子，要探索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形成了新的增长极。

第一，加快推动形成创新共同体。王安顺说，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起步比较晚，整体发展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京津冀要成为国家新的增长极，必须走驱动创新的路子。北京作为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科技资源密集，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北京自身的发展，而且正日益地发挥出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北京有责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这一优势，着力打造区域创新的共同体，不断地提升区域自主的创新能力，增强经济的发展动力。王安顺介绍，下一步北京将以中关村和共建产业园区为依托，与天津和河北整合区域的创新资源，推动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创新体系，打通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通道，构建优势互补分工合理有序协作的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格局。

第二，加快推动形成市场共同体。王安顺认为，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无障碍地流动才能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资源要素在区域内实现最优的配置，进而提升区域协同发展的活力。过去的一年，京津冀围绕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市场分割以及各种隐形的壁垒，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比如强化规划协同，做好跨行政区规划的对接，使发展目标同向；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协同，把交通作为先行领域，实施了一批重大的交通合作项目，拉近城市间的距离；强化市场管理的协同，推动京津冀通关一体化，联合执法维护市场秩序。

王安顺认为，高度一体化区域市场的建设加快，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加快推动形成生态的共同体。王安顺认为，从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经验来看，形成生态共同体是推动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王安顺说，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形势严峻。下一步，京津冀将联合制定大气污染防治中长期规划，共同构建区域生态安全体系，努力让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

第四，要加快推动形成民生的共同体。王安顺说，让京津冀三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推动协同发展的最终目标，只有不断地增进人民的福祉，让大家亲身地感受到协同发展的成果才能更好地凝聚共识，形成促进协同发展的强大合力。目前，京津冀面临着三地人民平均生活水平相差较大的情况，特别是河北与北京、天津的差距比较明显。缩小这些差距，根本上还要靠加快发展。下一步，北京将在京津冀区域的范围内统筹谋划产业布局，构建和延伸产业链条，以产业发展来带动增收致富。推动疏解非首都功能，促进北京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河北等地布局，促进区域公共服务的均衡化，让三地人民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协同发展的红利。

中国需要新的城镇化模式

“中国是在过去35年中实现城镇化的成功范例之一。”古利亚说，中国快速的城镇化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也让数亿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中国成功地避免了很多经济体实现快速城镇化中出现的弊病，比如贫民区的爆炸性增长。

“尽管如此，今天的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城镇化模式了。”古利亚认为，中国过去数十年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是靠要素驱动的，包括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以及环境外部性的过低定价和不断增长的出口需求。但未来这四个曾经驱动城镇化的引擎都不再靠得住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的增长会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国内的需求以及投资的更高效、更可持续的利用以及不断上升的劳动生产率。“所以，中国的城镇化也进入一个新常态。”古利亚说。

对此，古利亚给出他的建议：

第一，城市建设公路网必须要考虑步行交通和公共交通，同时城市的密度也应该减到最小的规模，这样才能使城市变得更绿色、更宜居，而且更加高效和包容。

第二，基于中国户口制度的劳动力市场碎片化状况必须要得到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对经济增长或者说公平公正都是不利的。“如果农民工的孩子不能获得很好的教育机会，这样的结果对这个国家或者是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长期的成本将是非常巨大的。”古利亚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户口政策改革将是一个里程碑性质的改革。

第三，政策协调尤其是在大都市层面的政策协调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中国城市不断地发展，成为一个城市群的过程中需要更好地分配城市功能和资源，尤其是在大都市区之内的地方政府之间如何更好地统筹协调。

“中国的城镇化政策没有像中国经济也没有像中国城镇化那样快速地发展，所以需要迎头赶上。”古利亚说。